【明報文章】4月那天與卡羅地奧在列治文區泰晤士河畔，並排坐在吳爾芙銅像的長椅上，在漫長的寂靜與水鴨游弋及木船的碰撞聲中，記得他曾輕輕問過一句：「如今在香港寫作怎樣了？」對海外朋友，這個問題我有標準答案：「文學從來是在各種修辭，如比喻、象徵、模稜、反諷、矛盾之中，尋找精準達意與思想自由。限制來了，也許就是文學閱讀與寫作技法精進之時——當然你可以說我太天真。」他雙手插袋笑笑：I was just about to say so.（我正要這樣說。）